为民营经济发展解困是应对就业挑战的良方

为民营经济发展解困是应对就业挑战的“良方”

我国发展进程中的“刘易斯拐点”正在到来。这意味着资源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都发生了变化，支撑高速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走到尽头。　　回顾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历史，可以看到，自建国以来，绝大多数年份政府都在与“就业困难”作斗争，而在笔者看来，这是发展阶段低下和资源配置背离比较优势的必然结果。　　计划经济时期，政府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，于是把城镇青年下放到农村，并用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，而城镇的国有企业，则冗员充斥，效率低下。　　改革开放伊始，1600万知青返城带来了就业的巨大冲击。政府提出了“解放思想”，向市场“开口子”，设计“三结合”的就业政策，度过了难关。　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东南亚金融危机肆虐，危机逼着政府下决心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以解决银行呆坏账，超过6000万职工从国有集体企业下岗，带来了又一次的就业冲击。而面对这一次就业困难，政府则要从容得多――20年的市场转型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资源，即相信市场的力量，依靠民营企业。正是民营企业快速发展，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，使得超过60%的国企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。　　如今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就业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矛盾。2003年春，《人民日报》登载了“十万民工走泉州”，第一次发出了“用工荒”的信号。2004年春，“用工荒”同时从珠三角、长三角和闽东南传来。2005年，“用工荒”从沿海迅速蔓延到内地，武汉、郑州、兰州都传来了劳动力短缺的呼声。缺工从此成为常态。　　事实上，从2003年起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在全国50个县(出发地)监测调查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状况，同时对数千家企业春季用工状况进行监测调查。监测调查数据显示，农民工的工资迅速提高，企业遭遇的“劳动力短缺”则越来越严重。到2009年，已经有75%的调查企业报告“没有招满所需的工人”。2012年春节刚过，劳动力短缺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还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城镇工资水平持续上升，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年龄越来越大时，农村的工资水平也开始上升，2011年，在四川、西藏等偏远农村地区，日工资也达到70元左右。这些现象似乎都表明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，逐渐走向了一元化，我国发展进程中的“刘易斯拐点”正在到来。　　“刘易斯拐点”的到来，是每个发达国家都走过的道路。只是他们大多用了上百年的时间，中国改革30多年，增长速度是他们的数倍，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也就少于他们。这是我们发展的目的，但也带来了新挑战：刘易斯转折点过后，资源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都发生了变化，支撑高速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式走到尽头，要想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，必须寻找符合当前比较优势的新模式。　　2005年以来，人们观察到了一个新现象，改革初期的领头羊，东部省份的广东，上海，浙江，江苏，北京等，增长速度逐渐被中西部省份超过，地区差距开始缩小。这是刘易斯转折点过后的应有之义：东部发达省份不再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增长速度必然下降。新的增长模式只能依靠提高资本密集度，提升产业技术层次，同时又伴随着大量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。产业升级是个正确方向，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高产业层次的调整是需要时间的，能否顺利完成这次产业升级，事关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增长的可持续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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